黑檀傢俱

　　《四十九日·祭》跟電影版相比是“拓寬”不是“註水”
　　作為《金陵十三釵》的電視劇版，《四十九日·祭》將於12月1日登陸湖南衛視。此劇編劇兼原著小說的作者、著名旅美作家嚴歌苓昨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：“這是最愉悅的一次作品呈現。”談及《四十九日·祭》的作品風格，嚴歌苓坦言，其既沒有套用以往抗戰劇的殘酷搏殺，也沒有重覆電影版“十三釵”的苦難敘事，而是秉持嚴肅的歷史觀，拒絕市場綁架，對歷史及人性做出更深層次的解讀與呈現，“不管是寫小說，還是創作劇本，只要是自己的文字，我都會有種偏執，保持著內心的小清高。娛樂化、商業化根本改變不了我。”
　　至於把電影版變成電視劇版，嚴歌苓認為絕對不會讓大家覺得“註水”，“《金陵十三釵》的拓寬空間是非常大的，因為我之前寫的是教堂裡面，現在則拓寬到整個南京城。”
　　“《四十九日·祭》更接近原著，用了更多的史料”
　　廣州日報：您是知名作家，想要改編您作品或找您寫劇本的人很多。但寫完電影版後，您為什麼還要重寫這個戲？
　　嚴歌苓：電影的長度和篇幅受到限制，不能把南京大屠殺六個星期前前後後的故事全部反映出來。我想儘量表達一個完整的前史與後史，希望能將手頭上掌握的歷史資料全部寫進去，電視劇的改編可能更接近小說的描述。另外，我覺得一個故事可以從很多角度來寫，不必拘泥於講故事的方式或形式，只要它足夠好聽、好看、有啟發意義就可以了。
　　廣州日報：您覺得《四十九日·祭》的突破在哪裡？
　　嚴歌苓：文學與影視劇本，它們創作的理念不同，表現的形式不同，文本的結構不同，對運用文字的要求也不相同。所以，《四十九日·祭》雖然沿用了小說裡面的人物、關係、線索等，但作為電視劇來說，它需要把小說當中暗場處理的東西全部變成明場，使它更具戲劇化。
　　廣州日報：兩個不同感覺的玉墨，哪個更貼近您的小說？
　　嚴歌苓：兩個玉墨都是我想表現的。一個展現得更加的長，從史前到史後，特別是在南京大審判時，南京大審判這是我們國家文學作品和文藝作品中從來沒展現過的，玉墨在南京大審判中的指認和為姐妹的復仇，是我特別想表現的。
　　廣州日報：此前《紅高粱》也被改編成了電視劇，但播出後有彈有贊。您是否擔心《四十九日·祭》因為劇情變長而被質疑放水？
　　嚴歌苓：我覺得《金陵十三釵》拓寬空間是非常大的，因為我之前寫的是教堂裡面，現在則拓寬到整個南京城。不會讓大家覺得註水。
　　廣州日報：此前電影版的《金陵十三釵》被質疑是為了打造商業大片，所以反覆用秦淮小調、旗袍、與神父調情等元素吸引眼球。此次電視劇版是否在劇情和基調上會平實一些？
　　嚴歌苓：我覺得既然是秦淮河的一群妓女，她們到了教堂里會和女學生產生身份上的反差，對於旗袍、調情這些她們職業上的一點特色沒有必要反感，因為她們就是這樣一群人，最後做出那樣高貴的行為，這種反差在爆發的時候才會更加有力，更讓人敬佩。
　　“鞏俐的表演非常出色，但每一個獎項都有綜合考慮的因素”
　　廣州日報：作家文本被改成影視作品，免不了被各種對比，您的《第九個寡婦》之前被改成電視劇，就讓書迷很失望，這是否也是您自己堅持擔任編劇的原因？
　　嚴歌苓：一部文學作品被改編成影視作品，當然會有跟原著有出入的地方，比如《第九個寡婦》這個題材在我們這個體制內是很難反映的，但它改了之後使其他的內容是否成立存在疑問，難免會讓觀眾失望。
　　廣州日報：這些不太滿意的改編是否成為您自己擔任編劇的理由之一？
　　嚴歌苓：為什麼我會自己編劇，並不是我自己更能體現原著精神和我要堅持的思想和意義，任何一個優秀的編劇都會看到原著的意義和思想。如果有更優秀的編劇，像劉恆、鄒靜之也許會比我編的更好。
　　廣州日報：其實經典改編電視劇會碰上很多問題，和原作太接近觀眾會覺得沒意思，改編過大觀眾又會覺得不符合，您是怎麼把握這個度的？
　　嚴歌苓：我對自己的作品沒有什麼期待。對於大家認為的嚴歌苓的作品一定會改編成影視劇，這是一個習慣思維的誤區。很多人買了我的版權之後，發現其實很難改。
　　廣州日報：您怎麼看待演員的表演？比如電影《歸來》中鞏俐的表演受到觀眾贊揚卻沒有拿到金馬獎，您對此怎麼看？
　　嚴歌苓：鞏俐的表演當然是非常出色的，我認為她把馮婉瑜演得惟妙惟肖，是她自己塑造出來的，我筆下江南女子的角色被她如此塑造出來，讓我折服，她確實是表演藝術大家。但每一個獎項並不是給他們樹立的最高尺度，每一次都有妥協，這是評獎當中非常遺憾的一點，不僅是金馬獎，其他的各類獎項包括各類文學獎，都有綜合考慮的因素，不是把藝術標準放在第一位的。
　　“2000萬元版權的說法完全是誤傳”
　　廣州日報：外界說您的小說作品影視劇版權賣出的最高價將近2000萬元，其他作品影視版權的出售起步價也達到1000萬元。您是否可以做個回應？
　　嚴歌苓：關於2000萬元的版權完全是誤傳。這對我非常有害，因為美國稅務部門盯上我的話，我會被整得很慘。
　　廣州日報：您覺得現階段是您創作的巔峰時期嗎？
　　嚴歌苓：從20來歲開始，創作對於我來說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了，如果我不進行這樣的思索、不拿出一些落在紙張上的字，我的生活和生理狀態都會不正常。
　　廣州日報：您的很多故事都發生在諸如上海、南京等“孤島城市”，又擅長用女性視角來寫作，難免讓人聯想到張愛玲。您覺得自己會成為下一個張愛玲嗎？
　　嚴歌苓：張愛玲只會有一個，她的上海也不是我的上海。我的上海比較臟、臭，特別是在我寫的那個時期。以後我還會寫上海，那也還是我的上海，而不是張愛玲的。張愛玲之所以獨一無二，就是因為她把上海寫成她的了。我怎麼可能和張愛玲像呢？我的經歷是前半生戎馬，後半生寄居海外各國，大家所形成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都是截然不同的。